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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太原6月27日電 題：4000多年前“最初的中國”長什么模樣？

——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高江濤

(資料圖片)

中新社記者 胡健

21世紀初，“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啟動，經過20多個學科的400多位學者共同努力，取得顯著成果：對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對中華文明的特點及其形成原因等，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

“最初中國”的形成是中華文明探源研究的重要內容，而深處晉南地區的陶寺遺址，被學界認為是“最初的中國”。它所呈現的城墻、宮殿區、大型宗教禮制建筑、王陵區、管理手工業作坊區、政府掌控的大型倉儲區和普通居民區，讓這座距今4000多年的遺址具備“國之雛形”。

陶寺遺址的發現經歷了怎樣的發掘過程？4000多年前“最初的中國”究竟長什么模樣？有哪些證據可以證明陶寺遺址就是“堯的都城”？為此，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高江濤。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陶寺遺址從1978年首次發掘至今，經歷了怎樣的考古過程？有哪些考古成果？

高江濤：陶寺遺址1958年被發現，1978年正式科學發掘，自此拉開了陶寺考古發掘與研究的大幕，迄今已45年，大體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1978年至1985年連續考古發掘的時期。雖然當時是以探索夏文化和尋找“夏墟”為緣起，但這一階段卻獲得突破性收獲。隨著墓地及居址的發掘，這一時期最大的研究成果就是提出“陶寺文化”的稱謂，初步認識了陶寺文化的內涵、特征、年代，并建立起陶寺文化早、中、晚文化發展序列，為之后的研究奠定基礎。隨著研究不斷深入，我們意識到陶寺遺址對探討古代國家形成和文明的起源有著重要意義。

第二階段是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陶寺考古進入一個新時期，最重大的成果就是發現了當時黃河流域最大的城址，一座面積達280多萬平方米、沉睡4000多年的大城漸漸露出“廬山真面目”。

考古工作人員在襄汾陶寺遺址祭祀區內考古發掘。王曉波 攝

第三階段是2002年至今，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推進，陶寺遺址重大發現層出不窮，主要有“觀象臺遺跡”、中期墓地及中期王級大墓、城北夯土建筑基址、手工業區建筑基址、宮城及其門址等一系列重大發現，還有正在發掘中的宮城內的大型宮殿基址。各項研究工作如年代測定、古環境、動物、植物、手工業、食性、古DNA、同位素分析、有機殘留物分析、天文考古等，包括陶寺都邑以及先民生活的各個方面探索都全面展開并推向深入。

陶寺城址彩圖。受訪者供圖

總之，區域系統的新調查、微觀與宏觀的聚落研究以及科技賦能考古，逐漸確立了陶寺遺址為史前一處重要都城的地位。這座與“堯”密切相關的都城不斷被揭示，并將以新形態喚醒大眾的血脈記憶。

陶寺遺址上復原的陶寺觀象臺。受訪者供圖

中新社記者：陶寺遺址一直被學界認為是“堯的都城”，有哪些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

高江濤：早在陶寺遺址被發現之前的1926年，“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李濟先生在晉南汾河流域調查。初到臨汾時，李濟就說：“這是一個勾起人們歷史遐想的城市——堯的古都！中國的讀書人又有誰不熟悉這位偉大君王的種種崇高品德呢？”

今天，經歷40多年的考古研究，一般認為陶寺遺址是堯都所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陶寺是以“堯或堯舜為代表”的那個時代的都城，堯或堯舜也許不僅僅是一個人，而更多的是代表一個時代。盡管我們不能將某一個遺址與具體的“堯或堯舜”完全百分百對應，但百年中國考古學實踐證明，那個時代確實是存在的，且已進入早期國家和文明階段。

陶寺為堯都所在，已經初步形成了證據鏈或多重證據，具體包括考古實證、文獻印證、民俗旁證、遺產佐證。

陶寺遺址考古學年代距今4300多年至3900年的時間節點，與陶寺所處晉南“唐地堯墟”空間范圍形成了時空之證；陶寺出土的龍盤、圭尺、文字扁壺、鼉鼓、石磬以及觀象臺遺跡等提供了與“堯或堯舜”密切相關的實物之證；陶寺的巨大城址、宮城宮殿、族群墓地、倉儲作坊等都邑要素反映的文明形態與那個時代文明已成的狀態相應；陶寺都城遺址以及周邊100余處的陶寺文化遺址分布，與堯舜時代的早期國家及古都相適。隨著考古發掘與研究的深入，考古的實證越來越充分與清晰。

陶寺出土蟠龍紋陶盤 M3072：6 盤徑40.7 底徑15 腹深7.8 盤高9cm。受訪者供圖

陶寺出土圭尺。受訪者供圖

陶寺出土朱書扁壺H3403：13 殘高27.6cm。受訪者供圖

陶寺出土鼉鼓 M3015：15 存高110 上口長徑47 短徑38 復原直徑43 底口直徑56 腔壁厚約2~3cm。受訪者供圖

鼉鼓復原圖。受訪者供圖

陶寺所在的晉南是有關“堯或堯舜”文獻典籍繁多且系統記載的地方。如《尚書·堯典》《尚書·舜典》《論語》《史記·五帝本紀》《周易·系辭下》《竹書紀年》、帛書《周易·昭力》等，不勝枚舉。甚至文獻所言細節如“觀象授時”與觀象臺、“允執厥中”與圭尺、“命質為樂”與鼓磬樂器等都可相互印證。

航拍陶寺觀象臺遺址。受訪者供圖

從復原的觀象臺觀測點看8號縫中的太陽。受訪者供圖

民俗是大眾對文化傳統的生命體驗，是一種可以跨越時空的情感記錄。地方志和方言資料顯示山西襄汾、臨汾南部、曲沃一帶方言稱太陽為“窯窩”，似“堯王”發音。洪洞縣“接姑姑迎娘娘”這種與堯的二女“娥皇、女英”相關的走親習俗，聲勢浩大，延續至今。陶寺村“二月二”社火節正是以緬懷先祖堯為主體的民間節慶。霍州清明祭祖花饃“蛇盤盤”也很可能像陶寺出土龍盤一樣是一種象征與寄托。

陶寺村“二月二”社火節。王輝耀 攝

此外，在中國各地見到大量與帝堯有關的文化遺產，尤其臨汾地區留下許多傳承至今的紀念建筑和名勝古跡。如著名的“堯廟”“堯陵”“堯居”等。這是十分明顯的傳承遺產，也是一種佐證。

中新社記者：陶寺遺址被稱為“最初的中國”，那么最初的中國，是什么樣的？

高江濤：蘇秉琦先生早在1987年的《中國建設》上發文指出，“中國”一詞出現在堯舜禹時代，最初指的是“晉南”一塊地方，晉南這塊地方曾保留了遠自7000年前到距今2000余年前的文化傳統，是中華民族總根系中的“直根”。

1993年，蘇秉琦提出，大致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進的歷史舞臺轉移到了晉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區文化以及東方、東南方古文化的交匯之下，晉南興起了陶寺文化……它相當于古史上的堯舜時代，出現了最初的“中國”概念。這時的“中國概念”也可以說是“共識的中國”。

觀眾參觀陶寺遺址。韋亮 攝

早期中國的誕生或言最初中國形成問題是探索本源十分重要的內容，“最初中國”強調的是“中國”最初形成的一種狀態，而不僅是一個時間和年代最早的問題。最初的中國必須包括兩方面內涵，一是政治形態上必須進入“國家”時期，既不是“酋邦”，更不應是“部落”或“氏族”階段。其二，這個國家還應是處于當時人們認識上的“地中”或“土中”。作為一種觀念，“地中”應存在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眾多證據表明，4000多年前人們意識中的“地中”是在陶寺所在晉南一帶，至遲在西周時期，人們意識中的“地中”或言“天下之中”被逐漸由晉南轉移至洛陽盆地。同樣的，“最初的中國”也應是一個動態的演進過程，存在著文化母體中孕育的“中國”、誕生了的最初“中國”和不斷發展的“中國”等不同歷史進程中的新形態。

陶寺出土彩繪折腹盆 M2035：1 口徑31.5 底徑9 通高21.2cm。受訪者供圖

陶寺出土多璜聯壁 M3033：8 外徑10.9-12 內徑7-7.75 厚0.25cm。受訪者供圖

雖然久遠的歷史圖景很難具象，但在長期的考古發掘與研究的基礎上，最初的中國呈現給人們這樣一個圖景：距今4300多年前，晉南之地，表里山河，沃野千里。在深厚的文化積淀下，在中原、河套、海岱、江漢、甘青、江浙等區域文化的互動碰撞和融合中，陶寺蘊化出一座煌煌都城。在這里，先民筑城建宮、敬授民時、阡陌交通、以禮治國、合和萬邦，初現王權禮制及早期國家的基本面貌。

陶寺出土綠松石鑲嵌腕飾 M2010：4 高7.8 寬10.5cm。受訪者供圖

陶寺出土玉獸面 02M22：135 高3.5 寬6.4 厚0.3厘米。受訪者供圖

更為重要的是，這個早期國家具有海納百川、務實創新、傳承發展的特質，這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精神標識。

中華文明博大精深，獨具特色，人們創造的文明品質和精神內涵是在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經過長期積累逐漸產生的。從這個角度說，不僅是陶寺文化，中國史前時期不同區域的各個考古學文化都蘊藏著中華文明的文化基因。(完)

受訪者簡介：

高江濤，考古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山西陶寺考古隊領隊。2014年日本橿原考古學研究所研修，2019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訪學。主要從事中國文明起源研究、先秦考古、文化遺產保護與規劃。長期工作于田野考古發掘第一線，參加發掘的遺址先后有河南新鄉周宜丘、鄭州小雙橋、偃師二里頭、新密新砦、淅川下王崗等等。現正主持著名的山西省襄汾縣陶寺遺址考古發掘工作。主持國家社科基金等國家項目3項，參研國家級項目12項。著有《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的考古學研究》《淅川下王崗：2008-2010年考古發掘報告》等專著，曾獲第六屆胡繩青年學術獎，在《考古》《文物》等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90余篇。